学生请假处理完家中的丧事，重新坐回教室，课程和作业还在继续。老师想关心他，又怕提起伤心事；同学可能不知道该像往常一样聊天，还是刻意避开这个话题。对返校的学生来说，学校是否仍是一个可以正常生活、也允许难过的地方，是很实际的问题。
这时的心理了解，不宜只围绕“悲伤有多重”展开。还需要知道，他在学校的一天怎样度过，哪些时刻特别难熬，愿意接受什么帮助，以及家庭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。
从在校的一天了解变化
可以邀请学生从一个愿意谈的片段说起：今天有没有哪节课比较难集中注意，有没有因为同学的一句话突然想起亲人，午休时能否休息，放学后是否愿意回家。这样的问题比要求完整讲述离世经过更贴近学校能够提供的帮助。
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》曾刊登中学哀伤辅导案例，其中记录了学生注意、睡眠与课堂参与的变化，也呈现了校园物品唤起思念的情形。[1] 这些记录提示，评估要看具体生活影响；个案本身不能证明某套辅导步骤适用于所有丧亲学生。
同样一次走神，可能是昨晚没有睡好，也可能是课堂内容让他想起亲人，还可能与原有的学习困难有关。老师可以记录可观察的变化，再与学生核对。能上课、能和同伴说笑，也不意味着思念已经结束。香港医院管理局的儿童哀伤资料强调，孩子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应尊重其选择表达的时机。[2]
关心的方式，也需要让学生选择
有的学生愿意告诉几位好友，另一些只希望班主任知道。心理教师可以问：“哪些事情你愿意让任课老师知道？同学来问时，你希望我们怎样回应？”在必要的安全与照护责任范围内，将分享的内容、对象和用途说清，能减少学生反复解释私事的负担。
具体支持可以很小。例如，约定课堂上情绪难以平复时怎样示意老师，到哪个安全的地方短暂休息，由谁确认他的状态；或者在近期活动涉及家庭照片、亲情表达时，提前与他商量参与方式。这些安排应当依据本人处境，不因为他有丧亲经历，就自动把他排除在活动之外。
成年人也可以把普通相处保留下来。学生愿意聊一场球赛、一本书或一项作业时，不必每次都把话题转回失去的亲人。学校可以稳定地提供日常关系，同时让他知道，想谈思念时也有人愿意听。
家中的变化，可能直接影响校园生活
失去亲人有时也意味着照护安排改变：接送的人不同了，生活费用需要重新安排，学生开始承担更多家务，原本可以商量烦恼的家人不在了。这些实际困难值得和监护人分别了解，不能全部写成“情绪低落”。
卫生健康部门关于丧亲家庭的心理支持资料，特别提到为儿童保留稳定的照顾、生活环境和规律生活。[3] 放到家校协作中，可以具体核对目前由谁照护、紧急时联系谁、作业和到校出现困难时谁能一起处理。家庭成员自己也在哀伤中，学校提供清楚、不过度重复的沟通，会比频繁询问“孩子好点了吗”更有帮助。
如果准备使用心理量表，应由专业人员结合年龄、具体问题与学生当下的承受情况选择。量表可以补充情绪和日常功能的信息，不能要求学生按某条固定的哀伤进度恢复，也不能只凭失去亲人的时间长短下诊断。
持续明显的日常功能下降、强烈而难以应对的痛苦，需要及时与监护人商量专业评估；出现自伤或自杀想法、行为等安全风险时，应立即启动保护和专业援助，不等待常规复测。[1] 对其他仍在适应中的学生，约定下一次自然的联系、核实支持安排有没有用，往往比不断加问卷更贴近他的需要。
参考资料
[1] 陈滢：《一例中学班级哀伤辅导实例及思考》，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》，201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