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取向遗传研究中的同性行为指标,能代表哪些经验

从2019年大型GWAS的行为定义入手,区分吸引、行为与身份,解释样本祖源、性别纳入及自选参与对研究外推的限制。

研究发现与“同性性行为”相关的遗传变异,不等于解释了一个人的全部性取向。要读懂这类结论,先看研究把什么经历算作指标。2019年的一项大型全基因组关联研究,主要区分是否曾有过同性性行为;这个“有过或没有”的分类,与吸引方向、身份认同并不完全重合。

近48万人的研究,主要问题仍然有明确边界

Ganna等人在《Science》发表的研究,合并分析了英国生物样本库和23andMe研究参与者,共477,522人的资料。主要行为指标是自报是否曾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,23andMe资料也按相应行为信息进行归类。作者在论文的表型定义说明中专门提醒,这是研究所用的行为分类。

“表型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拿来与遗传资料比较的可测特征。它需要明确、能够编码,但编码方便不等于经验完整。曾经一次和持续多年,在这个二分类指标中都可能记为“有”;没有发生过,则不直接告诉我们一个人有没有相应吸引、有没有建立关系的机会,或者怎样称呼自己。

所以,看到研究中为行文方便使用的“异性恋/非异性恋”组名,也不能忘记它实际按行为作了怎样的定义。若直接把组名当作每个人自报的身份标签,结论就被悄悄换了对象。

行为、吸引和身份有关,但不能互相代填

设想两位参与者都报告从未有过同性性行为,其中一人没有这方面吸引,另一人有吸引却从未付诸关系。对主要行为指标而言,两人可能同组;对吸引测量而言,却未必相同。这是说明指标差异的假设例子,不是对研究参与者动机的推断。

这项研究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其他层次,后续分析还涉及吸引、身份和幻想等指标,并发现它们的遗传关联有重叠。重叠说明相关,不能因此把问法和含义视为可互换。美国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和医学院的测量报告也将行为、吸引与身份分别讨论,提醒按研究目的选择测量方式。

样本是谁,决定结论能向哪里延伸

上述遗传研究的样本限于欧洲祖源、少数西方国家的人群。作者还说明,分析时排除了其生物学性别信息与自报性别不一致的参与者,这使结果不能代表所有跨性别、间性及其他性别多样群体。23andMe参与者主动选择是否参加相关调查,也使样本不能简单等同一般人口。

这些限制不使研究失去价值,但意味着“样本很大”不能替代“涵盖得足够广”。祖源、年代、表达环境和是否愿意报告经历,都会关系到我们能否把某个结果照搬到另一群人。

读到“性取向是天生还是后天”的讨论时,可以回到原论文追问:测了哪一层体验,怎样分组,分析了谁,又没有包括谁。该研究不能有意义地预测个人行为,也没有测试能否通过干预改变取向。遗传关联提供的是一个限定问题的研究答案,不是个人成因判决,更不是改变任何人身份的依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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