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说“性取向发生变化”时，可能指吸引体验变了、自我使用的身份名称变了，或一段时间内的行为经历变了。这些变化可以并行，也可能不同步。判断一项纵向研究回答了什么，需要把三层信息及追踪时间分开，不能把其中一种变化率当成每个人未来改变取向的概率。
同一个人，可以留下三条不同的记录
吸引测量关心对谁产生怎样的吸引；身份测量关心如何称呼自己；行为测量记录指定时间内发生过什么。一个人在某段时期只有一位伴侣，不会因此自动失去对其他性别的吸引。一个人开始使用新的身份名称，也不必然表示吸引恰好从那一天才出现。
如果把三项揉成一个“性取向总分”，就可能无法知道分数为什么变了。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和医学院的性取向测量报告将这几个维度分开，正是为了避免用一个指标代替整个经验。
一项十年追踪怎样分别提问
Diamond在2008年发表的女性性取向纵向研究是一个具体例子。研究于1995、1997、2000、2003、2005年访谈，最终有79名参与者；入组时为18至25岁、认同为女同性恋、双性恋或暂不使用标签的女性。
访谈分别问当前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份、日常吸引中朝向同性的比例，以及两次访谈之间的行为经历。吸引比例是相对分布，不能直接读成吸引总强度。论文报告，十年中约三分之二曾改变身份标签；但双性恋和不使用标签者的总体吸引分布仍显示稳定性，同时也存在测量时点之间的波动。标签变化和吸引轨迹因此需要分开报告。
这不能改写成“三分之二的女性会改变取向”。研究关注的是特定招募样本，未从全体女性中随机抽取；它也没有要求参与者通过某种方法改变取向。
追踪多久、留下谁，会影响“变化”的含义
两次测量只能看到两个时点的差异，不能排除中途变过又变回。多次访谈能多保留一些轨迹，但仍不能看见两次访谈之间的每一次体验。这项研究的访谈间隔也并非完全相等，不能把五个时点误读成连续观察。
失访同样需要看清。研究最初有89人，最后追访到79人，期间还存在暂时失去联系后重新参加的情况。“最终仍参与的人”与“最初所有人”不是同一个统计分母。失访并不自动证明结果有偏差，但不能假设未被追踪者与留下者一定相同。
另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题意是否一致。如果前一次问过去一年的吸引，后一次问一生的行为，即使答案不同，也不能全归结为同一特征发生变化。身份选项、语言习惯和提问方式的调整，也应在解释中交代。
因此，看到一个变化比例，至少要找到它指向的维度、样本、时间范围和具体问法。研究可以说明一些人的经验在追踪期间如何展开，却不负责预告你会不会改变，也不能把观察到的自然变化转化为外界可以定向改变一个人的证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