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受损，不能单凭这一个选择就判为恶意倾向（spitefulness）。拒绝不公平安排、试图阻止违规、受伤后报复，以及单纯希望对方损失，都可能出现“自己也亏”的结果。要理解动机，需要知道对象、可选方案和行为发生的条件。
同样拒绝一笔钱，可能在回应不同的事
最后通牒博弈常让一方提出分配，另一方决定接受或拒绝；拒绝后双方都得不到收益。如果接受者放弃自己的份额，只看最终账目，会看见双方损失。这个结果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厌恶不公平，还是更愿意看见对方什么都拿不到。
Falk、Fehr与Fischbacher的原始实验工作论文改变了提议者可选择的其他分配方案。结果发现，即使实际提出的分配相同，拒绝比例也会随未被选择的替代方案而变化。对方原本能否提出更公平的安排，会影响接受者怎样回应。
因此，不能把拒绝行为与“天生恶意”画等号。这项研究说明选择受到意图线索和分配背景影响，并没有证明所有拒绝都出于高尚动机，也没有给某个人提供一个品格分数。
spitefulness问卷和一次惩罚任务不是同一件东西
Marcus等人在2014年的研究开发了自陈恶意倾向量表，重点包含愿意承担自身代价以使他人受损的倾向。它用多项陈述评估个人差异，不是看到一次拒绝就直接打分。
问卷和行为任务各自有局限。自述愿意做某件事，不等于实际做过；一次任务的选择，也可能受规则理解、当下情绪或对方意图影响。研究如果把不同指标统一叫“恶意”，读者仍需要检查它们操作上测了什么，不能因为中文名称相同就视为同一证据。
哪些额外信息有助于区分动机
研究设计可以进一步比较：对象是否真的违规，惩罚是否可能改善后续行为，自己的代价改变时选择如何变化，以及有没有补偿或修复的替代办法。不同条件有助于比较解释，但单独一个差异仍未必能确定心理动机。
日常回顾则可以先把目标说清楚。“希望对方停止违规”“希望损失得到补偿”“希望他也不好过”指向不同结果，同一事件里也可能同时存在。接着核对行动有没有接近目标，是否波及无关的人。这个过程用于理解事件，不是教人私下设置惩罚试验。
尤其不要为了“测出真实人格”，故意让伴侣、朋友或同事吃亏。实验任务里的受控选择，不能搬成现实中的报复许可。处理不公平时，明确规则、使用适当的申诉或协商途径，比争论谁的恶意分数更高更能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