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了解失去亲人后返校学生的哀伤与支持需要,可以从他在校的一天问起:哪些时刻特别难熬,愿意接受什么帮助,家庭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,再一起商量具体安排。
哀伤(grief)是失去重要之人后自然出现的反应。[2] 学生重新坐回教室,课程和作业还在继续。老师和同学既可以保留日常相处,也要让他知道,难过和思念有地方表达。
怎样从在校的一天了解学生的变化?
可以邀请学生从一个愿意谈的片段说起:今天有没有哪节课比较难集中注意,有没有因为同学的一句话突然想起亲人,午休时能否休息,放学后是否愿意回家。这样的问题比要求完整讲述离世经过更贴近学校能够提供的帮助。
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》曾刊登同伴离世后的中学班级哀伤辅导案例,其中记录了学生注意、睡眠与课堂参与的变化,也呈现了校园物品唤起思念的情形。[1] 这些记录提示,可以从具体生活影响了解学生,而支持安排仍要与本人商量。
同样一次走神,可能是昨晚没有睡好,也可能是课堂内容让他想起亲人,还可能与原有的学习困难有关。老师可以记录可观察的变化,再与学生核对。能上课、能和同伴说笑,也不意味着思念已经结束。香港医院管理局的儿童哀伤资料强调,孩子有不同的表达方式,应尊重其选择表达的时机。[2]

关心的方式,也需要让学生选择
有的学生愿意告诉几位好友,另一些只希望班主任知道。心理教师可以问:“哪些事情你愿意让任课老师知道?同学来问时,你希望我们怎样回应?”在必要的安全与照护责任范围内,将分享的内容、对象和用途说清,能减少学生反复解释私事的负担。
具体支持可以很小。例如,约定课堂上情绪难以平复时怎样示意老师,到哪个安全的地方短暂休息,由谁确认他的状态;或者在近期活动涉及家庭照片、亲情表达时,提前与他商量参与方式。这些安排应当依据本人处境,不因为他有丧亲经历,就自动把他排除在活动之外。
成年人也可以把普通相处保留下来。学生愿意聊一场球赛、一本书或一项作业时,不必每次都把话题转回失去的亲人。学校可以稳定地提供日常关系,同时让他知道,想谈思念时也有人愿意听。
家中的变化,可能直接影响校园生活
失去亲人有时也意味着照护安排改变:接送的人不同了,生活费用需要重新安排,学生开始承担更多家务,原本可以商量烦恼的家人不在了。这些实际困难值得和监护人分别了解,不能全部写成“情绪低落”。
家校协作时,可以具体核对目前由谁照护、紧急时联系谁、作业和到校出现困难时谁能一起处理。家庭成员自己也在哀伤中,学校提供清楚、不过度重复的沟通,会比频繁询问“孩子好点了吗”更有帮助。
如果准备使用心理量表,应由专业人员结合年龄、具体问题与学生当下的承受情况选择。量表可以补充情绪和日常功能的信息,不能要求学生按某条固定的哀伤进度恢复,也不能只凭失去亲人的时间长短下诊断。
持续明显的日常功能下降、强烈而难以应对的痛苦,需要及时与监护人商量专业评估;出现自伤或自杀想法、行为等安全风险时,应立即启动保护和专业援助,不等待常规复测。[1] 对仍在适应中的学生,可以约定下一次自然的联系,看看支持安排有没有用,再据此调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