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抑郁诊断，并不能直接回答一个人能否参与某项治疗决定。疾病诊断、针对具体决定的能力评估，以及让本人充分理解信息的支持，是三个不同问题。不同意医生或家属，也不能自动当作没有决定能力的证据。
能力讨论针对具体事情，而不是给整个人下结论
理解一种药物的选择、讨论某项治疗的利弊，与处理完全不同的生活事务，所需信息并不相同。专业讨论中的决定能力，通常需要联系当时要作出的具体决定及当时状态，不能由一个病名永久概括。
精神症状可能影响某些人的理解或权衡，但影响并不是对所有人、所有决定都一样。研究中的群体结果也不能用于认定眼前某个人有无能力。网上量表或家属自行提问，更不能替代专业评估。
理解、认识相关性、权衡与表达，含义不同
临床研究中常讨论四个方面：理解相关信息；认识这些信息与自己处境的关系；比较和权衡选择；表达自己的选择。它们说明决定过程包含什么，不是供读者打分的四道考试。
能复述一句治疗说明，不一定已经理解它对自己的意义；说出一个选择，也不代表沟通过程已充分完成。反过来，表达慢、需要重复解释或提出很多疑问，也不能直接被当作缺乏能力。需要先了解沟通障碍和支持是否到位。
选择不同，不等于不能选择
本人可能特别重视某种风险、工作安排、既往治疗体验或其他价值取向。只因这些侧重点与医生、家属不同，不能把分歧变成能力结论。
例如讨论MECT时，担心记忆影响是需要认真回应的顾虑，不能用“你有抑郁，想不清楚”结束谈话。与此同时，本文也不据一次拒绝或同意判断个人能力；具体疑问应由医疗团队在充分交流后评估。
先提供理解支持，而不是只催促签字
把信息拆成较短部分，使用熟悉的语言，留出提问和思考的机会，有助于本人参与。经本人同意的支持者可以协助记笔记或表达顾虑，但不应抢答、替本人解释所有感受，或把同意当作唯一合格答案。
若听力、语言、疲劳或情绪状态影响交流，应向团队说明，讨论合适的沟通支持。需要支持不等于不值得参与；是否以及怎样调整评估安排，仍由专业人员结合情况决定。
临床概念与国内知情同意程序须分开
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诊疗中的病情与医疗措施说明义务；《精神卫生法》第三十九条涉及治疗方案、方法、目的和可能后果的告知。具体知情同意如何进行，应由医疗机构按适用规定说明。
本文介绍的临床能力框架，不等于法律上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，也不是替代同意或紧急医疗例外的执行规则。海外专业指南可帮助理解支持原则，不能直接搬作国内程序，更不能凭本文决定由谁替另一人签字。
有疑问时，可以请求团队讲清：正在讨论的具体决定是什么，需要怎样提供信息与支持，能力方面的疑问将怎样由合适人员处理。让本人参与，应当是需要认真完成的过程，而不是看到诊断标签后跳过的步骤。
参考资料：精神科与内科患者治疗决定能力原始研究；GMC 决定能力与支持原则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；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