积极错觉研究中的“比现实更好”，通常是相对于某个评价参照而言。伴侣自评是常用参照，却不等于一个人的客观真相。读到“理想化有益于关系”时，要先弄清研究比较了谁的评价，再看它是否足以支持眼前的关系判断。
“他很好”本身还不能证明存在偏差
假设你觉得伴侣很体贴。要说这个评价偏高，需要另一份可比较的信息。如果伴侣对自己的评价也很高，你们可能只是意见一致；如果伴侣觉得自己不够体贴，才出现了两种评价之间的差异。但差异究竟来自你的高估、他的自我低估，还是双方想到的情境不同，不能只凭分差决定。
Murray、Holmes与Griffin的研究，让伴侣双方评价自己、对方，以及理想伴侣等对象。研究者在统计分析中把伴侣的自评作为参照，考察超出这一参照的积极看法。原文特别说明，采用自评基准，并不等于认定人能完全准确地认识自己。1996年纵向研究全文
因此，“积极错觉”（positive illusions）在这里是有操作定义的研究概念。它不能直接翻译成“你看错了人”，也不能把所有赞美都判为自欺。
换一种参照，回答的也是另一个问题
比较评价时，至少要分清这些对象：
- 伴侣自评提供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资料。你与他的差异，反映评价不一致，仍可能受自我评价倾向和各自经验影响。
- 熟人或观察者评价提供另一种视角，但他们接触的场景未必与你相同。一个人在聚会里的样子，不能直接代表共同生活中的表现。
- 你的理想标准说明你希望伴侣具备哪些特质。现实评价接近理想，可能是选择了符合偏好的人，也可能包含理想化，不能只看两份描述相像就下结论。
后两点是理解研究设计时需要保留的区别，并不是说上述1996年研究把朋友评价当作了同一项“现实”指标。阅读时应检查实际使用了哪些资料，不要把常见的几种评价来源混进一项研究。
还有一种容易忽略的区别：整体评价有多好，与能否辨认对方各项特点，不是同一个问题。你可能总体比伴侣更欣赏他，同时也知道他做事细心、却不擅长临时改变计划。若研究把不同特质合成平均分，就不能把平均分的偏高解释成“什么都看不准”。
有后续追踪，也不能直接变成相处处方
1997年的研究把伴侣属性、控制感和未来乐观等关系错觉放在一起考察，发现它们与较好的关系体验相关，部分资料还有后续追踪。原始论文
纵向资料比只问一次多提供了时间顺序，但仍不能据此保证“只要更理想化，任何关系都会改善”。满意的人更容易积极评价伴侣，双方的实际互动也可能同时影响评价与满意度。具体采用了什么设计、控制了哪些因素，都会改变结论能走多远。
更不能把这些结果用于要求受伤的一方“多看优点”。确认过的欺骗、威胁和越界，是需要单独处理的行为证据；它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总体评价较积极而消失。
如果想把研究用于理解自己的关系，可以选一项评价，例如“他很可靠”，写下它依据的具体行为，再问对方怎样理解自己的表现。双方有分歧时，继续补充情境，而不必急着裁定谁更客观。这样既保留欣赏，也让评价能够随着新事实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