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可以非常难过，同时相信自己能把眼前这段时间度过去；另一个人的难受程度没有那么高，却觉得这种感觉一出现就必须立刻消除。心理评估需要分别了解这两件事：他正在经历多强的情绪，以及他怎样判断自己承受这些情绪的能力。
同样报告焦虑，有人仍能参加重要的会面，有人会在出门前取消约定。解释这样的差异，需要了解当时的情绪有多强烈、本人预想会发生什么，以及他有什么支持。把取消约定直接归因于承受力差，很容易漏掉真实的安全顾虑或其他困难。
痛苦容忍度量表测到的是自我判断
Simons和Gaher编制的痛苦容忍度量表（Distress Tolerance Scale，DTS），是一份关于情绪痛苦的自评工具。原始研究中的15个条目涉及四类内容：能否容忍难受，对难受的评价，注意力被难受占据的程度，以及急于调节或摆脱难受的倾向。原始开发研究
这里的“痛苦”主要指负性情绪体验。DTS分数反映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情绪承受能力，解释时宜保留“主观感受”这一层含义，避免将其写成意志力或人格强弱的评判。
量表中的“调节”尤其容易被误读。主动调节情绪本身很常见，喝水、散步、找人谈谈都可能有帮助。评估关注的是对难受的迫切反应，例如是否觉得片刻也不能继续承受，是否为了马上缓解而反复放弃重要事情。解释结果时，需要了解这个人做了什么、当时有何选择，以及行动带来了什么后果。
中文使用还涉及版本差异。刘小琳和高隽在中国成年群体中修订了DTS，研究包含四组样本、共1122人，报告的DTS-CR为三因素结构。中文修订版与原版采用了不同结构，正式施测和解释应依据对应版本的研究与使用说明。中文修订研究
“觉得撑不住”与“实际坚持多久”也有距离
研究中还有另一类测量：让参与者完成令人挫败或不舒服的任务，观察其持续时间。这类任务提供特定情境下的行为资料。自评量表则更接近一个人对自己的概括。两者不能直接互换。
Hsu等人让288名大学生同时完成自评和行为任务，发现数据并不支持将这些指标简单归为一个共同的痛苦容忍度。这项研究说明，测量方法和具体情境会影响我们得到的答案。实际访谈中，即使一个人在某次任务中坚持很久，仍需了解他为何觉得自己承受不了，以及这种感觉在哪些时候出现。
例如，一个人收到批评后立即退出讨论，心理咨询师可以了解退出前是羞耻、愤怒还是恐惧，当时认为继续留下会发生什么，离开以后情绪是否很快缓解，以及后来有没有机会处理原来的分歧。同一个动作，可以有不同的原因。
这些资料也影响咨询目标。若困扰主要来自“难过说明我很没用”之类的自我评价，工作会涉及情绪的意义；若情绪一强就完全无法注意其他事情，则需要了解注意受影响的过程和可用的应对办法。量表提供谈话方向，具体目标由来访者的困难与生活需要决定。
提高情绪承受能力的工作，应建立在安全的处境中。面对威胁、暴力或持续伤害，离开和求助可以是保护自己的行动，安全支持有其优先性。
参考资料
- Simons, J. S., & Gaher, R. M.（2005）. The Distress Tolerance Scale: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elf-Report Measure. https://link.springer.com/article/10.1007/s11031-005-7955-3
- 刘小琳、高隽（2023）.《痛苦容忍度量表中文版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》. https://www.sinomed.ac.cn/article.do?ui=2023191451
- Hsu, T., et al.（2023）. Examining the Structure of Distress Tolerance: Are Behavioral and Self-Report Indicators Assessing the Same Construct? 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36911144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