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出钱，请你帮他解决问题。”心理服务接到这样的请求时，还缺一个关键答案：请求方说的“问题”，与接受服务的人想解决的事，是同一件事吗？
家长希望孩子回到课堂，孩子想谈同学之间的排斥；单位购买员工支持服务，后来又希望机构判断谁不适合继续承担某项工作。这些期待都需要听清，但不能因为由同一方付费，就把它们装进同一项服务。
商定心理服务时，要逐项确认谁接受什么服务、专业人员承担什么角色，以及反馈会被拿去做什么。付款关系说明费用由谁承担，却不足以说明全部专业任务。
一份委托里，可能有几种不同工作
以单位购买心理服务为例。了解员工普遍遇到的压力、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个别支持、出具用于某项组织决定的个人评价，听起来都与员工心理有关，实际需要的资料、专业判断和反馈对象却不相同。
做群体需求了解时，组织可以是服务接收者；进入个别咨询，专业人员又与具体来访者建立服务关系；如果另有正式个人评估，就要说明评估问题、依据及报告的预定使用者。不能先承诺“都能做”，再等资料收齐后决定怎样使用。
开始前可以把每项工作写成一句完整的话：为谁，回答什么问题，交付什么，给谁使用。比如“了解本项目参与者普遍需要哪些支持，向组织提供约定范围的汇总”，与“协助某位参与者梳理当前工作困扰”，就有各自清楚的任务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份“心理服务协议”未必足够。APA伦理规范关于第三方请求及组织服务的条款，要求澄清专业角色、服务接收者和信息用途。这里可借鉴的是把关系说清的专业原则，不能据此替某份中国合同判定各方身份。
从个人支持转成管理评价，要重新谈任务
设想一个用于说明的情境：某单位原先购买个别支持服务，项目进行一段时间后，负责人要求机构提交一份“抗压能力较弱的员工名单”，供岗位安排参考。
这时发生的变化，远超过多增加一个报告接收人。原先来谈的人是在寻求支持，如今资料要参与对他的评价；原先收集的叙述，也未必足以回答新问题。即使会谈里谈到疲惫、冲突或不想上班，也不能顺手把它们转换成岗位适任结论。
机构需要先向请求方说清：这是原任务的哪一部分，还是新增任务？需要什么专业依据和胜任能力？原来的服务关系是否容得下这个角色？相关人员事先理解并接受的用途，是否已经改变？这些问题没有解决，原有资料就不能被当作已经满足新评价要求的证据。
能够另行安排的，应明确新的任务和程序；角色难以相容或超出能力范围的，应调整安排，必要时由其他合适人员承接。项目验收仍可核对原先约定的交付，但验收需求不能悄悄把支持服务变成另一种个人评价。
家属或学校提出新要求时，同样需要这一步。希望了解服务如何推进，与要求专业人员证明某个人“已经听话了”，承担的是不同判断。后者也不能作为咨询有效的简单证明。
本人参与，才能发现纸面约定没有说清的部分
各方签过一份安排，仍有必要听接受服务的人怎样理解它。他认为自己来这里是做测评、获得支持，还是接受考察？他担心拒绝回答会带来什么后果？请求方的解释无法代替这些回答。
中国心理学会2018年伦理守则要求说明服务的权责、目标、过程和局限；对被要求接受服务的人，也强调在开始时讨论保密限制及其依据。家庭建议、组织要求与法律强制各有不同，不能都用“反正他必须来”带过。
参与压力也影响资料的理解。一个人反复确认“这会不会交给老师”，说明他正在顾虑资料用途；这需要解释和了解，不能直接被记成不配合，更不能由此判定他的答案必然失真。
反馈最终也应回到任务本身：组织了解约定的项目交付，本人获得适合自己的专业反馈，家庭或其他参与方在明确范围内参与。出现分歧时，把争论落到具体句子上会更有帮助：“你希望这份反馈支持什么决定？这项决定，是我们开始时已经约定要回答的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