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社区矫正中,测评可以帮助发现需要处理的困难、安排有针对性的支持,但填完问卷本身不会降低再犯风险。尤其要分清:一个人的焦虑减轻了、冲动性自评分下降了,与他未来再犯的可能性降低了,不能直接画等号。
先弄清报告回答的是哪一种问题
一般心理量表可以提示近期情绪困扰、应对困难或求助需要。再犯风险评估则需要针对特定人群和结果经过验证,不能把普通心理报告里的“高分”直接换成“容易再犯”。共情较低、情绪起伏大,也不足以单独给人作这样的判断。
选用工具时,需要问清楚:它预测的是何种再犯结果,观察多长时间,在什么人群里检验过,是否适合当前对象。美国司法援助局关于风险工具验证的说明强调,预测要用实际后续行为检验,适用样本明显不同时可能出现误用。国外工具有研究,也不等于照搬分值就适用于本地。
还要看资料从哪里来。对象自己的回答、访谈、依法可查的行为记录和现实生活情况,回答的并非同一个问题。应由承担相应职责、接受工具所需培训的人员综合解释,不能把一份自评报告当成完整个案。
实际工作里可以分别记录:有哪些心理健康支持需要,哪些因素有证据与其既往违法行为或再犯风险相关,还有哪些困难会妨碍参加帮扶。把这些内容分开,才能避免“抑郁分数高,所以加强限制”这样的错误跳跃。
把评估发现写成有人负责的帮扶任务
国际矫治研究中的风险—需求—反应性模型(RNR)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:服务强度要与风险相称,干预要对准可改变的相关因素,安排还要考虑对象能否理解和参与。它是研究框架,具体执行仍须遵循当地制度和专业要求。
例如,以下只是说明性的情景:一个人过去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饮酒之后,近期访谈和其他资料也提示饮酒问题持续存在。方案就不宜只写“加强情绪管理”,而应进一步评估饮酒问题,连接适当的专业服务,并练习冲突出现时的替代应对。就业或家庭困难如果妨碍其参加服务,也需要同时处理,不能把缺席一概解释为“不愿改变”。
任务写到能够落实即可:由谁联系哪项服务,下一次见面核对什么,出现什么变化时重新讨论方案。原本安排的是就业支持,就追踪是否获得面试机会、入职后遇到什么障碍;安排的是冲突应对训练,就核对实际冲突中是否用过所学方法,而不仅记录“已完成课程”。
心理困扰即使没有被证实与再犯直接相关,也有得到帮助的价值。RNR模型的官方研究介绍同样区分了犯罪相关需求与其他个人困难,并未要求忽略后者。
复评时,把状态变化和再犯结局分别报告
量表分数下降,可以作为继续了解变化的线索。还要看作答条件是否可比,生活中的困难有没有减轻,服务是否真正落实。不能仅凭一次分差就宣称干预成功,更不能说已经证明减少了再犯。
一份阶段记录可以写:“近期自述较少因争执失控,已完成约定的训练;仍需结合实际行为和后续评估判断。”如果要评价整个项目是否降低再犯,就必须定义观察的结局、随访时长,并采用适当的比较方法。报表里“参与率提高”或“平均情绪分改善”,各有意义,却回答不了这个因果问题。
《社区矫正法》要求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,并根据对象情况制定、调整有针对性的方案。测评应当帮助工作人员把方案做得更合适;涉及管理和权利的决定,仍须有相应事实、程序与责任人员,不能交给普通心理分数自动生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