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已经比以前好多了，为什么还是不敢？”这句话可能来自伴侣，也可能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责备。身体不适减轻以后，人们容易期待亲密生活立即恢复原样；仍然存在的紧张，便显得难以解释。
可是，“疼得少了”“不再担心疼”“愿意重新亲近”，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。对心理咨询师和性健康服务人员而言，分别了解这些变化，才能知道当事人现在还需要什么帮助。
好转可以先发生在某一部分
设想一位成年女性，因亲密时反复疼痛接受了医疗评估和治疗，近期不适减轻。她仍然担心一旦开始亲密相处，伴侣就会期待继续；如果中途疼起来，又要面对失望的表情。她选择早点睡，伴侣却把这理解为不愿靠近自己。
在这个假设情境里，她担心的至少包括两件事：身体是否还会疼，以及疼的时候能否顺利停下来。即使某次没有出现疼痛，第二件事也未必自动得到回答。反过来，如果伴侣确实能够尊重暂停，也不能据此认定身体已经完全恢复。
“疼痛缓解”本身也需要说得具体：是日常不适少了，某种活动时的痛减轻了，还是疼痛出现的次数变少？每个人说“好一些”的意思可能不同。把这句话直接改写成“已康复但仍不配合”，会同时误读身体状况和当事人的意愿。
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提醒，性活动中频繁或严重的疼痛应接受医疗评估，身体疾病、药物、性反应和情绪等都可能需要了解。[1] 心理支持可以与医疗工作同时进行，无须等到所谓“身体原因全部排除”以后才开始；新的或反复加重的不适，也不能因已有心理咨询而被忽略。
研究支持认真评估，未给出一条万能的恐惧循环
疼痛心理学中有一种恐惧—回避模型，尝试解释担忧、恐惧、回避活动与持续疼痛之间的关系。它有助于提出研究问题，但套用到具体人群时仍需要证据。
Davis等人对222名诱发性前庭痛女性进行了两年随访。这项研究的整体变化模型没有支持所检验的完整恐惧—回避解释；疼痛自我效能的增加，则与疼痛减轻和性满意度改善有关。[2] 自我效能在这里指一个人对自己应对疼痛的信心，不能把这项关联说成“有信心就能治好”，也不能由此要求患者增加性活动。
临床上，害怕疼的人可能仍勉强继续，不太害怕的人也可能因为实际不适而暂停。观察到少了某种活动，并不足以确定是恐惧在维持问题。尊重身体感受、遵守治疗安排和自主选择，都应进入解释。
对心理服务人员而言，这些研究更适合帮助提出具体问题：最担心在什么时候出现疼痛？一旦出现，有什么可以求助的方式？提出停止以后，伴侣会怎样回应？回答能够补充病史和当下体验，而不需要把每个人塞进同一张循环图。
信心也来自“我知道该怎么办”
当事人说“我没信心”，可能是在说好几种不同的困难。有的人不知道疼痛反复时该找谁，有的人害怕再次检查，有的人知道可以暂停，却不相信伴侣会接受。笼统地鼓励勇敢，回答不了这些疑问。
以前面的假设人物为例，可以在她愿意的情况下了解一次具体的暂停经历：她有没有说出不舒服，对方是否停止，之后有没有追问或埋怨。如果从未谈过，也需要承认目前还不知道伴侣会怎样回应，而不是替对方保证“一定会理解”。
伴侣愿意支持时，实际可以做的是减少催促，认真听取不适描述，接受当事人改变主意。把“你已经好很多了”当作继续的理由，可能使她更难说出仍然存在的疼痛。双方需要讨论的也包括，哪些相处方式目前都愿意保留，哪些暂时不想参与；讨论不产生必须兑现的性活动义务。
对机构来说，协调医疗与心理服务时，应把得到的信息区分清楚：哪些是医师的评估，哪些是来访者描述的疼痛变化，哪些是尚待了解的担忧。传递相关资料需要得到适当授权，并限于服务所需，不能用一份“心理因素明显”的记录代替身体评估。
后续可以同时观察不适、紧张、困扰和本人想恢复的日常生活。她可能还没有恢复某种性活动，但已经能够在不舒服时及时停止，也知道症状反复时怎样联系治疗团队；也可能愿意亲近，却仍需要处理持续疼痛。这些情况需要各自记录，不能合并成“恢复成功”或“恢复失败”两个结果。
参考资料
1.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. When Sex Is Painful. 患者教育资料
2. Davis SNP, et al. A Prospective 2-Year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Provoked Vestibulodynia Outcomes.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, 2015. 原始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