觉得某类工作对自己有特殊意义，正在寻找这样的方向，以及已经能在工作中实现它，是三个需要分别了解的问题。有职业使命感却暂时做不到，并不能直接说明信念不坚定；机会、经济条件、照顾责任和岗位安排，都可能让“我想做”与“我正在做”分开。
职业研究常用calling，中文有“职业召唤”“职业使命感”等译法。它通常涉及对某类工作的深刻意义与投入方向，但研究者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。Dik与Duffy的定义强调超出自我的召唤、目的感及对他人的贡献；其中的召唤也可以来自社会需要，并不限于宗教体验。另一些研究更强调个人的热情和认同。读报告时，应先知道工具采用哪一种理解，不宜把所有“喜欢工作”都改称天职。
三个问题不能合并成一个“使命感总分”
感知到使命（perceiving a calling）关注的是：是否觉得自己被某类工作吸引，并把它视为有特殊意义的方向。它并不要求已经进入那份职业。
寻找使命（search for a calling）关注的是：是否仍在探索这样的方向。寻找得多不等于当前拥有得少的简单反面，更不能把寻找分数直接解释为焦虑程度。已有某个方向的人，也可能继续辨认它在不同岗位里的实现方式。
践行使命（living a calling）关注的是：当前的工作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方向一致，是否实际有机会去做。它说的是当下的实现体验，不能替代工作条件或实际任务的核实。
这些区分反映在研究工具中。职业召唤与天职问卷（CVQ）及简式职业召唤量表（BCS）的开发研究分别测量“拥有”和“寻找”。CVQ还按其理论定义区分不同内容，不能仅因有多个分项就随意合成一种人生价值排名。另有Living Calling Scale（LCS）用于了解践行情况；开发团队后续研究仍将感知和践行作为不同变量。
它们不是人人必须依次通过的三道关卡。正式使用时还要核对语言版本、对象和计分说明；对于没有自认使命的人，不能强迫其回答“我实现了多少使命”，再把不适用当作失败。
同样说“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”，需要补的信息可能完全不同
下面是用于说明区别的自拟情境。
一位毕业生对公益传播、教学和产品设计都有兴趣，却不觉得自己必须投向某个方向。此时可以了解她是在积极探索，还是本来就不需要用“使命”组织职业选择。相关任务体验与岗位信息，往往比催她写一句使命宣言更有用。
一位在职人员很确定自己想做成人教育，目前却要靠另一份工作维持家庭收入，也腾不出完整时间接受训练。这里并非只有“要不要更坚定”的问题。缺少的是哪一段资格、哪一种机会、多少可安排的时间，需要分别查明。若只反复测量使命感，现实限制仍然没有被记录。
还有一位培训师已经在做认同的工作，但行政任务挤占了教学时间。她可能同时拥有较强使命感、一定程度的践行体验，以及明显的工作负担。评估不该强迫她在“热爱”与“累”之间选一个，也不能把进入了相应行业等同于充分践行。
这些情境提醒我们，不能从一项分数推导另一项。愿不愿意、有没有机会、每天具体做什么，最好有各自的回答。
研究中的积极关联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找到使命
一项包含553名在职成年人的研究发现，感知使命与生活满意度的联系，在统计模型中通过践行使命体现出来。它支持把两者分开考察，但这种问卷关联和中介分析，并没有证明“提高使命感就会提高幸福感”。
另一项针对361名在职成年人的研究把社会阶层和工作自主选择感纳入分析。后者指的是面对限制时，觉得自己有多大选择职业的余地，不是所谓“意志力”。研究发现这些因素与践行使命有关，提示机会条件不能从解释中消失。
因此，职业咨询或评估更值得留下的是一组分开的信息：本人怎样理解这份意义，目前在哪里寻找方向，哪些任务已让它得到实现，还有哪些条件挡在中间。实际收入要求、照顾安排和组织支持，可以作为独立资料讨论，不必硬塞成使命量表的一部分。
没有明确使命，不等于职业生活缺乏价值；暂时做不到，也不等于不够投入。已经在践行的人，同样可以要求合理回报与可持续的工作安排。评估的作用，是让下一步所缺的信息更清楚，而非要求人用更多牺牲证明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