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校园欺凌后,旁观学生也应有机会获得心理支持,但不必把所有目击者都当成心理出了问题的孩子。旁观者(bystander)指看见欺凌发生的人,他们可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,也可能因为没能帮忙而自责。
欺凌事件得到处理后,学校通常会关注被欺凌学生是否安全、实施欺凌的学生是否受到教育。那些当时在场、没有说话的孩子,也可能困惑:“我没被打,也没有参与,为什么还会害怕?”这样的困惑值得被认真听见。
沉默背后,可能是对安全的担心
美国政府反欺凌网站 StopBullying.gov 指出,旁观者没有介入,可能与害怕报复、担心被同伴排斥有关;目睹欺凌也可能带来不安和无助感。[1][2] 因此,一句“你为什么不制止”,未必能问出孩子真正担忧的事。
心理老师与学生单独交流时,可以把话题放在现在:这几天在学校感觉安全吗?有没有不想经过的地方?是否担心有人知道你告诉了老师?这些问题帮助成年人了解处境,也避免把谈话变成又一次追问事件经过。
有人愿意说,有人暂时不愿意。心理急救(psychological first aid,PFA)重在危机事件后的实际帮助与支持。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资料强调,提供帮助时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,不逼迫其讲述经历。[3] 对旁观学生而言,知道“我可以来找你,不必当着全班解释”,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支持入口。
心理支持要接上校园里的安全安排
如果学生害怕的事情仍可能发生,只教他放松、调整想法,很难回应他的担心。学校需要让孩子知道,受到威胁时找谁,报告后由谁回应,课间、放学等环节怎样获得保护。对于具体安全隐患,应及时处理,而非留给心理咨询来承担。
如果学生愿意上课,却反复绕开事发楼梯,老师可以了解那里是否仍有威胁、是否需要安排安全通行支持;不宜仅凭“绕路”认定创伤障碍,也不必强迫他立刻经过原处证明自己已经恢复。
班级层面可以讲清求助办法、不传播欺凌视频、不围观起哄,以及在安全条件下怎样支持同学。没有必要借班会逐一询问谁看到了什么,更不宜要求学生轮流公开讲感受。孩子主动说起时,老师可以听;不想说时,也应允许沉默。
NICE 指南建议,不应以预防或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(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PTSD)为目的,安排心理聚焦式事后晤谈(psychologically-focused debriefing)。[4] 学校可以继续提供自愿的支持与倾听,不应把详细复述事件和表达情绪设为全体学生的必经环节。

什么时候需要进一步评估
判断重点可以放在孩子之后的生活变化:担心是否逐渐缓解,睡眠和到校情况是否明显受影响,是否持续回避同伴或有关场所。一次沉默、一次哭泣,都不足以直接判断有心理障碍。
如果困扰持续、加重,或已明显妨碍学习与生活,就需要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人员进一步了解。学校心理老师可结合访谈、日常观察,必要时使用适合年龄和用途的工具辅助评估;单个量表分数不能说明全部情况。出现明确的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险,则应立即按学校危机处置安排提供保护和专业帮助,不能等下一次常规回访。
这里也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管理问题:老师问过一次之后,谁还会跟进?学校可以为确有支持需要的学生记录当前困难、约定的支持方式和下次联系时间,并明确负责人员。学校使用橙星云管理咨询预约和咨询记录时,仍要明确谁负责后续联系,以及资料应向哪些参与支持的人员开放。不能把目击学生名单直接变成永久的“心理高危名单”。
同样目睹一件事,不同孩子需要的帮助可以很不一样。有人只需要确认学校会保护自己,有人需要几次私下谈话,也有人需要进一步专业服务。学校把求助入口留出来,把承诺的支持接下去,才能让那些当时没有说话的孩子,之后有机会开口。
参考资料
[1] StopBullying.gov:Bystanders to Bullying。
[2] StopBullying.gov:Long-Term Effects of Bullying。
[3] 世界卫生组织:Psychological first aid: Guide for field workers及配套心理急救培训资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