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质自测量表里的“神经兴奋”“抑制”通常是理论构念的名称，并不表示问卷实际记录了神经活动。要把行为回答解释成生理机制，需要额外的跨方法研究，说明测的是哪种过程、在什么条件下对应、能支持多大范围的推断。问卷有生物学理论背景，与报告等同脑部检查，是两回事。
先认清问卷版本，再看术语
以斯特里劳气质调查表为例，STI、修订版STI-R及同一研究者参与的其他工具，不能只凭作者相同就混用维度。1991年的STI-R效度研究明确列出兴奋强度、抑制强度和神经过程灵活性三个内容量表。这里的抑制不是“抑郁”，兴奋也不是单指心情兴奋。
这些命名来自巴甫洛夫神经过程的理论，问卷则用人的行为自述来操作化。读者描述自己在强烈刺激下能否继续工作、能否控制不合时宜的反应，交出的仍然是对生活表现的报告，没有因此产生脑电、递质浓度或脑区活动的直接数据。
三层信息之间，需要逐步补证
第一层是回答本身：“我觉得自己容易适应任务变化。”第二层是理论解释：“这一组回答可能反映某种灵活性。”第三层才是生理机制：“这种灵活性与某个可测神经过程有关。”每往前一步，都增加了要检验的内容。
如果一篇研究只是发现两份气质问卷有相关，能够支持它们在自报特征上存在联系，不能把相关对象改写成大脑。上述STI-R研究就比较了多种人格和气质问卷，研究目标包括其在这些特征中的位置；引用它时，应说清究竟验证了什么。
即使另一项实验测到生理指标，也还要核对：指标对应的是同一个理论过程，还是笼统的唤醒反应？问卷问长期习惯，实验测一次短时任务，两者时间尺度是否匹配？关联能否重复，是否在不同条件下仍然存在？这些都是机制解释应回答的问题，不能由“有显著相关”一句带过。
一项生理指标也不天然比问卷更懂你
斯特里劳在另一篇1991年论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：把心理生理或心理物理指标用于气质评估、或用于验证问卷构念，需要严格条件，适用情况有限。因此，纠正“问卷就是神经检测”的误解，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，认为找个生理指标就能给气质一锤定音。
例如，一个人在嘈杂办公室难以集中，但在熟悉任务中能持续工作。这组表现值得记录环境与任务差别，却不足以判断“兴奋系统损坏”或“抑制功能不足”。同样的自述可能涉及不同经历和条件，文章不能替读者指定病因。
拿到机制化措辞很强的报告，可以向提供者问三个问题：用的是哪份量表及哪种译本？这个分数的直接资料是自报、行为任务还是生理记录？从资料到生理解释，有哪项与当前用途相符的验证？若缺少后两步，保留行为层面的描述即可，不必为了给气质“验真”而自行安排医学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