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家暴服务的首次接待，可能发生在社区工作室、妇女服务项目或咨询机构。对方刚坐下时，工作人员最值得先确认的是：现在谈话是否安全，她眼下需要什么帮助，接下来可以怎样联系。完整叙述暴力经历，不宜成为获得支持的门槛。
本文面向接待成年受暴女性的社工和心理服务人员。所用WHO框架主要针对成年女性；儿童和其他服务对象需要相应的专门安排。以下是接待与记录建议，医疗处置、法定报告及证据要求须遵循有效制度。
开场先确认谈话条件
如果陪同者一直替她回答，或者手机处于他人可监听、查看的状态，就不适合直接展开敏感问询。应按机构程序创造私密、不会增加危险的谈话条件，说明工作人员的职责、记录目的和保密范围，不承诺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向外提供信息。
可以先问：“现在说话方便吗？”“有没有需要马上处理的身体不适或安全问题？”随后再询问她最希望今天得到什么帮助。需要紧急医疗、当前存在迫切人身危险的，按机构预案联系相应急救或保护资源，不等问卷完成后再处理。
WHO的一线支持框架LIVES包括倾听、了解需要、给予支持性回应、讨论安全及链接支持。[1][2] 它不要求接待者完成审讯式细节核实，更不意味着每位工作人员都具备医疗或法律专业能力。
把接待记录写成四项待办
第一项是当前需要。可以写“希望了解安全住宿渠道”“希望先处理伤情”“希望有人协助核实法律援助”，并保留本人选择的优先顺序。不要先要求填一套创伤问卷，再决定她是否值得获得帮助。
第二项是本人陈述与观察。必要时保留与当前服务直接相关的原话，标明陈述者、时间和记录人；现场观察另写。她说“对方昨晚威胁我”，应记录为她的陈述，不能擅自改成已经核实的法律结论。记录也不应以“情绪激动”“叙述不连贯”判断其可信度。
第三项是商定的行动。逐项写清准备联系哪个机构、为了什么、需要提供哪些信息、本人是否同意，以及接收方是否已确认。只把一张资源名单交出去时，应如实记“已提供信息”，不能记作“已获得庇护”或“转介成功”。
第四项是联系限制。分别核对可以使用的号码或渠道、合适时段、是否可留语音、是否能出现机构名称，以及联系不上时可以怎样做。不要默认丈夫、父母或任何家属都是备用联系人。若本人不希望后续主动联系，应在适用制度下记录并尊重这个选择。
什么内容暂时不问，什么内容必须及时处理
“你为什么不早离开”“到底打了几次，你完整说一遍”容易把交流推向责备或反复追问。服务所需信息应随当下目的逐步收集；她不愿展开细节时，可以继续讨论眼前需要和可选帮助。支持性倾听不等于认定司法事实，也不要求工作人员替当事人决定分离、和解或其他重要选择。
普通焦虑、抑郁或创伤症状量表，可以在本人知情、工具适用且有人解释的条件下辅助了解困扰；分数不能证明家庭暴力成立、预测施暴者下一步行为，也不能决定是否有资格获得基本支持。需要暴力风险专业评估或司法处理时，应交由有职责、有能力的机构按对应程序开展。
保密存在明确边界。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学校、医疗机构、居民委员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列明主体及其工作人员，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[3] 不能把这条缩写成“所有成年受暴者一律自动报警”，也不能用尚未完成测评或未同意常规转介来推迟依法应做的报告。机构还须核对其他适用的报告和紧急保护职责。
下一次联系之前，再看一遍发送内容
一条普通预约短信也可能暴露求助。约定安全联系时，应把提醒内容一起讨论，后续情况变化还要重新核对。工作人员不应擅自联系被指施暴者求证，也不安排双方到场对质来“消除误会”。
对系统的实际要求，可以从一条虚构记录测试：接待状态与敏感叙述能否分开查看，预约提醒能否按经核实的方案处理，对外摘要是否只含此次需要的信息，接手人能否看见联系限制。是否具备这些能力，应在选型时实测，不能从“有个案管理”推定全部可用。
第一次接待结束，最有价值的结果往往很具体：她知道有哪些选择，工作人员知道下一步可以做什么、怎样做更安全，以及还有什么尚未落实。
若当事人之后进入庇护场所，支持任务还会扩展到日常生活与离所准备，可参阅反家暴庇护期间怎样安排心理支持和生活恢复。
参考资料
资料核对日期：2026年10月20日。
[1] WHO：Health care for women subject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r sexual violence，2014，主要针对成年女性的临床手册。原文
[2] WHO：Caring for women subjected to violence，2021修订版培训课程。原文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，第十四条等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全文。原文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。原文